周恩来，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谁人不起故园情。”这首唐诗写尽了古往今来游子思乡的缠绵和苦涩。一代伟人周恩来一生戎马倥偬，胸怀世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世界和平事业，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从12岁离开淮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整整66年都没能回故乡一次。真是乡关重重，乡思似海。他的心灵深处，时常眷念着故乡的风情长物，牵挂着故乡的父老乡亲，惦记着故乡的经济发展。

   

    “淮安是个好地方啊”

    淮安，留下了周恩来童年时代太多的梦想和乐趣，他没有忘记童年浇过的菜园、栽下的腊梅、游玩的文渠、放飞风筝的镇淮楼。他在《射阳忆旧》一文中称赞故乡是“自古名郡”，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而自豪。他写小说《巾帼英雄》描写故乡的风土人情、轶闻趣事，带着明显的“淮味”。他在日记、书信中多次表达“南望乡关，欲归不得”的无奈和惆怅，在学生刊物上对故乡学生“忽地淮阴有伟人”的诗句大加赞赏，流露出作为古代大军事家韩信和抗英英雄关天培故乡人的自豪之情。每当和人谈到故乡，他总是深情地说：“淮安是个好地方啊……”

    1960年春，周恩来曾亲切地对家乡人说：“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好玩呐！”还关切地问了一连串问题：

    “现在呢？勺湖还有小船通河下吗？”

    “文渠呢？还有水吗？还能走船吗？”

    “鼓楼往南，还是石板路吗？那座桥可坏了？”

    “驸马巷和局巷还是那个样子？”

    井是故乡的象征。周恩来特别怀念他家中的那口水井，他又问道：“我家那口水井还在不在了？旁边那棵大树还有没有了？我们那里地下水位高，小桶上只要系上三尺长的绳子，就能打上水了。”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臂比划着，“小时候，我经常在这口井里打水，浇菜。”如今，故居院中的砖砌水井和系着绳子的小木桶依然存在，湿漉漉的井台，井沿上有绳子滑动留下的好多道深深的印痕，水面像圆镜一般，井水依旧清冽甘甜。来故居瞻仰的人们，好像看到少年周恩来在井边打水浇菜的情景，都想品尝一口纯净甘甜的井水，犹如品味周恩来那浓烈的乡情。

 

    “要办好农业”

    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劳，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人民的利益。他爱全国人民，也爱自己故乡的人民，关心故乡的经济建设，还亲自为淮安的发展出谋划策。

    1950年秋，周恩来的八婶到北京看望他，他询问家乡生产生活方面的很多情况，高兴地对八婶说：“国家要在淮安挖一条大河呐，从洪泽湖一直挖到海边，那时淮安就好了，北乡也能种水稻了，以后的日子还要好呢！”周恩来说的这条“大河”是大型人工河道苏北灌溉总渠。它于1951年冬开工，1952年4月完成，全长168千米，既能泄洪又能灌溉，并辅助总渠北部地区排涝及兼有航运、发电等多项功能，为里下河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7月，周恩来从淮安的实际情况出发，指示淮安县政府：目前还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农业上去了，可以适当发展一些工业。办农业要抓好水利，搞河网化，要配套，能排能灌。要利用灌溉总渠的有利条件抓好农作物改制，旱改水是个方向，但要因地制宜……他还围绕淮安办工业的事，提出很多意见。1958年12月，周恩来又对淮安县委领导说：“要办好农业，得大养其猪。猪多、肥多、粮多嘛！这道理你们都懂得。同时，猪子能出口，换取外汇，买农业机械……问题是落实政策和采取措施，认真把这件事情抓起来。”

 

    “咱们是老乡啊！”这是周恩来每次偶然遇到淮安人时经常说的一句话，表现出他对这片生他养他的乡土和人民的怀念和牵挂。他的侄女周秉德记录了1964年8月2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全家三代十几口人的家庭会议上讲的一段话：“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我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也’。”

    1952年，上海淮剧团著名演员筱文艳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周恩来上台慰问演员时听出筱文艳的淮安口音，就欣喜地与她拉起家常：

    “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淮安人。”筱文艳答道。

    周恩来笑着说：“哈哈，咱们还是同乡呢。你是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下？”

    “我住在乡下。”

    “哪一乡？”

    “车桥东乡。”

    “我住淮安城里，可是已有四十多年没有回去了。不知乡亲父老生活得怎么样？请代我向他们问好。”周总理亲切地作了交代。以后筱文艳又多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回国途中看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的支边青年，巧遇淮安籍女青年李正兰。李正兰当时是餐厅服务员，吃完饭，周总理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时，轻声地问李正兰：“小姑娘，你家是浙江还是江苏的啊？”

    小姑娘回答：“是江苏淮安钦工乡的，叫李正兰。”

    周总理猜着说：“是木下加子李，正大光明的正，兰花的兰吧？”李正兰点点头，周总理高兴地笑着说：“到底还是老乡的话听得懂，你们看，我都猜对了。”又说，“噢，你是钦工乡下农民出身，那比我强。我是城里的官僚家庭出来的。”

    陈毅副总理大声插话说：“总理是你们淮安城驸马巷的，那条巷内过去出驸马，现在又出总理，你们淮安尽出能人啊!”周总理鼓励李正兰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还要李正兰有机会去北京时找他，说：“我会很欢迎你的。我们是老乡嘛!”在场的人都笑了。

 

    “我也想回去看看呐”

    周恩来想念故乡人民，故乡人民也盼望周恩来总理能回家乡看一看。周恩来曾对家乡干部深情地说：“我也想回去看看呐！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说着，他竖起5个手指，表示50年。但是，他的这个愿望却始终没有实现。

    1960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开会，曾打算抽空回家乡看看。后来，他接到毛泽东主席来电，要他立即赶回北京。回乡的计划不能实现了，机组人员就在飞机途经淮安上空时，特意低空飞行，转了几个圈，让周恩来看一看阔别50年的故土和新貌。身边工作人员注意到周恩来凝视机窗下这片大地，默默沉思。他一定是看到了自己乘舟北上的古运河，看到了收藏着他童年梦想的镇淮楼和文通塔。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找到自己生活了12年、魂牵梦萦了50年的旧居。

    飞机掠过淮安古城的上空，又全速飞向北京。这是周恩来离开故乡之后，离家最近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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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大事纪】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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